再见，保利！？ “1993年底，就是在这里，我演出了《半梦》，由我的母校解放军艺术学院主办……我像是回家了。”这是金星在演出开场前的一段介绍。随后，金星的即兴主持变成了“脱口秀”。“不可思议的是，这台现代舞晚会竟然是由部队系统来主办的”。可不是吗？不知道那算不算改革开放后在北京面向公众举办的第一台本土化的现代舞晚会！毕竟这之前号称“蓝通现代舞团”的还只是北京舞蹈学院的现代舞大专班，该班毕业后，大多数成为北京现代舞团的创团舞者，算是北京现代舞团的“前身”。 有一刹我那像是穿越回了20年前的现场。20年前，金星除了担任编导、舞者之外，还担任了整场晚会的中英文画外音报幕，对像我这样一个学舞蹈的大学生而言，一切都非常地新鲜。我甚至还保存了当时的节目单。那时，年轻帅气的他目光很专注，眼神却很柔和，让人印象深刻。 如今的金星早已脱胎换骨，远远地站在舞台中央，她就是一个自信干练的优雅女人。 “对我来说，保利是最好，最有气场的剧院。”看得出来，金星对保利很有感情，无论是“衣锦还乡”时的《半梦》，还是1996年2月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带领北京现代舞团在这里上演《红与黑》，保利见证了许多有关中国现代舞的“起步”。 曾经的“桃李杯”金奖、现代舞“海归”、性别转换……金星对当时的“北现”而言的确是一个“符号”，有人甚至因为想去看金星，才走进了现代舞的剧场。一次去北现看排练，在和朋友的闲聊中，年轻不经世事的我无意识地将“北现”称为“金星现代舞团”，没想到被一个文化官员听到了，很严肃地纠正了我一时的口误，回应说“北京现代舞团是文化局的”。艺术总监本就是舞团的灵魂人物，管理上金星似乎也是“头儿”，我没想到那个官员的反映如此之大，后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北现”还只是设置在北京市歌舞团下面的事业单位编制。直到2006年11月，北京现代舞团在民政局登记注册，完成了改制，才真正成为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当然此时和金星早已没有关系了。 疲于行政管理的金星于1998年辞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在体制内太能干，太抢风头了，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第二年，金星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一家民营现代舞团——金星舞蹈团。在中国内地，金星果真成了脱离体制的“第一个吃螃蟹”的现代舞人。虽然难以取得与国有歌舞团团同样的优待，但依然执着坚持。 “非营利”性质的现代舞天生注定不是文化产业，但是它又不是“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事业，特立独行的品质造成了自身的尴尬处境，国际主流艺术在中国就贫困地“活”在了边缘。由于在国内民间资助体系尚不完备，大型企业的商业赞助依然寻求短平快的广告效果，尚未有像世界知名企业的定期资助艺术的计划……“靠国外的表演才生存得下去”！这就成了目前官办或民营的现代舞团队共同的、无奈的、真实的话语。国际演出竟然是当前中国现代舞和现代舞人生存的基石。如果说，另一位现代舞翘楚，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香港城市当代舞团的核心人物曹诚渊，主要凭借“家族生意”来供养现代舞的话，金星近年则是靠她现代舞之外的个人影响力。 “中国的剧院就像一个收租的场所”！抒发完对保利恋恋不舍的情感后，金星坦露了它的心声。“12万元的场租对于我来说，一咬牙一跺脚可以租下来，但问题是12万元租来的只是一个空壳”。据主办单位称，“这两场节目将是金星诀别北京保利剧院的绝版演出！” 在中国基本不存在私人拥有产权的剧场，区别在于产权归属于不同级别的政府，是事业单位或是企业，是全额拨款或是差额拨款，是自收自支抑或长期租约。“国有剧场根本没有服务意识！”这并非是耸人听闻，我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既然大都是纳税人供养的剧场，如何为纳税人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文化艺术作品，的确是一个迄今都不能令各方满意的问题。2008年后，各种自建的民营剧场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个问题有了缓解的迹象，不过并未得到根本上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零演出费用、零场租”、“免费演出”、“剧场剧团共担风险”、“自建剧场”、“场团合一”等……都各种模式仍处于摸索阶段。 如果说，现代舞对金星个人而言是一种精神家园的话，在中国做独立现代舞的意义更大，因为它体现了现代舞在中国的一种“存在”。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尽管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但终究在改变。希望金星有一天能重回保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