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回顾性的年代并不意味着舞者对过去的把握就一定准确。以斯特拉文斯基作曲、尼金斯基编创的《春之祭》为例，尽管１９１３年的这部作品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记录，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其在芭蕾历史中的标志性地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学者兼舞者米莉森特·霍德森（Ｍｉｌｌｉｃｅｎｔ Ｈｏｄｓｏｎ）开始着手精心复原这部杰作。因为没有任何编舞记录，霍德森参考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相关评注、访谈、回顾以及当年的芭蕾速写和作品去揣摩尼金斯基的想法。１９８７年，霍德森的版本由杰福瑞芭蕾舞团首演，随后便打着现代主义的旗号进入了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伦敦皇家芭蕾舞团、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将霍德森的编排与尼金斯基的原作联系起来。她的这版《春之祭》中有着程式化跺脚、弯曲手肘、猛然抛掷等动作，而这些不过是美国后现代舞蹈对伟大作品的“假冒伪劣”，技巧虽可谓娴熟，但一个原本激进和令人血脉贲张的舞蹈却变得沉闷和浅薄。很遗憾，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负盛名的芭蕾舞团为了找寻过去而颇青睐于这些拙劣的仿制品，忘了原版《春之祭》是波兰人与俄国人创造于巴黎，而不是伯克利的美国人用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物拼凑的现成品。 好在芭蕾史的其他时期并不总是如此。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在欧美学者和舞者的共同努力下，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舞蹈都回到了舞台上，而此时重建经典的基础明显要稳固得多。虽然都是旧作，但当时发展起来的舞谱记录系统（尤其是法国弗依耶舞谱）清晰地保存了作品原貌，其中的一些依然能在美国和欧洲的学院里找到，使得对早期音乐有兴趣的艺术家对舞谱所传递的内容和风格很是津津乐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学院派历来的关注点只限于现代舞。 纵览我们今日的芭蕾世界，舞蹈史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舞蹈、丹麦浪漫主义芭蕾、或是沙俄帝国的传统芭蕾。然而，实际上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与原版仍存有鸿沟：我们对诺维尔（Ｎｏｖａｒｒｅ）里程碑式的芭蕾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皮埃尔·加德尔（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ｒｄｅｌ）作品的一鳞半爪，这样的缺失还包括１９世纪萨尔瓦多·维加诺（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Ｖｉｇａｎｏ）的法国舞剧和尤利斯·裴洛特（Ｊｕｌｅｓ Ｐｅｒｒｏｔ）的俄国芭蕾。越接近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对尼金斯基所知就越少，甚至是巴兰钦也如此，他创作的４００多个作品只有一小部分保留至今。其实这倒是不足为怪，舞蹈始终都有一个短暂的半衰期。 拜现代科技所赐，与原版的差别可能成为过去式。电影、录像和电脑改变了记忆舞蹈的方式。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这么多舞蹈文本，很多战后的伟大作品被记录在电影中，今天的舞蹈作品通常也都会被录制，长期困扰芭蕾的记录问题也许因此得以迎刃而解。在这个数字网络速食时代，谁还会记住或用笔写下一个舞蹈？当你用暂停键和回放键便可以近距离观看一个舞蹈，谁还需要舞者之间的口耳相授？刚刚上演的芭蕾舞剧很快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盗版光碟，戏剧性地预示着：通过电子产品，芭蕾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数字影像也可能有自己的问题，借助屏幕学习一个芭蕾作品，或者仅仅是将电影和录像作为记忆的辅助方式都可能造成迷惑和误导。首先，舞者看到的芭蕾由现场的三维形式变成了一个二维图像。她（他）必须转化已经消失了的平面舞步，从而增加了舞者和舞蹈的距离。此外，就像看书之前先看了电影，一旦心目中有了固定的演出画面，便很难想象用其他表演方式去演绎同一个作品，更不要说录像不能区分失误和偏差，个人风格的差异。所以有些编导在运用影像时倍加谨慎，并不主张“舞蹈文本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想法。 我们所能看见的都是悖论，是一种导致矛盾的命题。我们尊崇伟大的芭蕾舞剧，我们还记得芭蕾舞是评论家阿琳·克罗齐（Ａｒｌｅｎｅ Ｃｒｏｃｅ）曾下过的定义——“我们的文明”。然而，在今天全新的剧院里，“我们的文明”正面临着危机，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相互打气彼此安慰，守卫着过去，同时耐心地等着下一个天才的出现将断翅的芭蕾天使扶回天空。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古老的芭蕾由于今日的平庸新作而显得平淡压抑，因此人们开始留恋和重提以前，笼罩在传统和过去中，某些重要的东西确实是结束了，让人唏嘘。 古典芭蕾一直是种艺术信念，在一个人心不古的时代，它注定将命运多舛。这是一门理想与内省并存的高雅艺术，意味着内在的真和善。它不仅仅是艺术，还包裹着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宫廷礼仪做派和文化密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永恒不变的，相反，社会变动也会导致芭蕾沉浮，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就曾给芭蕾艺术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芭蕾可以从贵族宫廷艺术摇身变为表达新兴资产阶级伦理观，可以从隆重的排场仪式转为刻画梦中的内心世界，可以从路易十四到塔里奥妮，从尼金斯基到芳婷，这正是因为它具有灵活性、延展性和创新性的特征。而芭蕾最重要，也是始终秉承的一点是心怀华丽转身的信念，即人类可以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更完美更神性的形象，成为最好的自己。正是这种既定社会形态和基本人性追求的交融赋予了这门艺术更大的空间，这也是芭蕾比其他与政治沾边的艺术形式高出一筹的原因。 今天，我们不再信奉芭蕾的理想追求。我们对精英主义持怀疑态度，因为这意味着排他，意味着凭借特权而获得某种知识或艺术上的专门训练，我们希望受众越多越好，任何人都可以是舞者。那些有着优雅举止仪态、倨傲贵族气息的芭蕾，那动人女子用足尖刻画出永恒的白天鹅，似乎逐渐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即便是在对高雅艺术充满向往的20世纪，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西方，芭蕾的精英文化大门依旧没有向着大众敞开，仍然像路易十四时代一样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票价不菲，剧院门前鞍马稀落。举个很小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为公众服务的纽约州立剧院最近刚刚更名为戴维·H·科赫剧院，用百万富翁的个人利益替代了公共资源。还不仅仅如此，遗忘公众的还包括学者、评论家、作家。舞蹈今天已缩水成了一个“超级专家”云集的晦涩世界，圈内人在自说自话（通常都是些充斥着难懂理论的文章），忽视公众的存在。结果便是令人遗憾的脱节：大多数观众都认为他们“懂得不多”而没法去评判一个舞蹈，这样疏离和区别于大众的文化将是无益的。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注重个人隐私的世界里，即使是虚拟世界亦如此。今天的虚拟世界可能具有全球同步性，却也有着超现实的特征，虚拟社区的群组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兴趣而非普适性的价值观上，无论是实体的身体还是感性的世界，舞蹈不能行之弥远。 芭蕾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我也为此付出一生来学习、从事、观察、理解它，我是那么地热爱这门艺术。当我刚刚提笔写此书时，我认为结尾将是个明朗的结局。然而近年来我发现芭蕾越来越令人沮丧，大多数表演都很沉闷、缺乏活力，剧院和观众无不为之头疼，我们正看着芭蕾离去，看着它在一天天地形销骨立。情况是否能扭转呢？至少目前很难。在西欧和美国，芭蕾不再拥有突出地位。而舞蹈的世界，正在两极分化：古典芭蕾是越来越保守和传统，而当代实验舞蹈则先锋得几乎无人能懂。而位于中间地带的我最初所见到的那种芭蕾正在萎缩。在俄罗斯，芭蕾的地位依旧很高，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同样存在两极现象：芭蕾代表了压迫和循规蹈矩的国家记忆，因此，艺术家对西方前卫舞蹈格外向往。对于古典芭蕾来说，要想恢复昔日的主流艺术身份，还需要更多的资源和人才、礼仪和格调。芭蕾，它不仅仅是令人难忘的形体展示，更是一套道德准则，实际上它向来都是一门讲求秩序、等级和传统的艺术。 如果我们够幸运，那么我是错的，古典芭蕾舞不会衰亡，而是像睡美人一样陷入沉睡，等待着被新的一代唤醒。纵览整个芭蕾史，不乏精灵和魂魄，有过百年的寂静，也有过数不清的梦想，《睡美人》可谓是芭蕾最忠实的伴侣也是最恰当的隐喻。在每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睡美人都会现身。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开始初见身影；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圣彼得堡，彼季帕、柴可夫斯基和符谢沃洛日斯基合力唤醒了它并提升到新的高度。1921年，佳吉列夫和斯特拉文斯基用非凡的想象再造其辉煌；而经济学家凯恩斯则曾试图借助它让英国从战争回归文明。即便是苏联也离不开《睡美人》，乔治·巴兰钦芭蕾生涯的开始和结束都与其挂钩，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在圣彼得堡的首演是它，在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谢幕告别演出还是它。 如果艺术家们确实能找到唤醒这门沉睡的艺术的方法，那这关键的一吻很可能不是来自芭蕾自己的王子，而是远方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有可能是流行文化或戏剧、音乐，或其他某种艺术形式，有可能是来自外来文化的艺术家或某些国度，我们从而能找到新的方式重塑古典芭蕾的信心。 （全文完，摘自《阿波罗的天使：芭蕾舞史》）
相关链接 2010年12月1日，《纽约时报》评出2010年十佳图书，詹妮弗·霍曼斯所著的《阿波罗的天使：芭蕾舞史》（APOLLO’ S ANGELS:A History of Ballet）荣登榜单。《纽约时报》评价其是目前为止最完整和可靠的古典芭蕾舞史。从法国文艺复兴到冷战期间美苏舞台上有关芭蕾舞的故事，跨度四个多世纪，霍曼斯细致入微地重现了所有这些时代，描述了芭蕾舞技法的演变，同时将遗失已久的舞蹈娓娓呈现，在她的笔下，人们意识到这种艺术对于国家的社会文化身份是多么重要，然而她也提出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21世纪了，芭蕾还能幸存下来吗？”霍曼斯给出了并不乐观的答案，从而引发了专业舞者和评论员、观察员的不同意见。 莎拉·考夫曼（Sarah Kaufman），《华盛顿邮报》舞评家和普利策批评奖得主，她认为这本书的论点确实说出了“最近任何一个芭蕾演出给大家普遍的感觉”，但她把问题更多地归咎于经济原因，而非艺术自身的衰落，“由于票房因素，为了某些市场需求而启用某些演员，种种压力让艺术总监们会做出看似并不明智的选择。” 今年在纽约创立吉尔西·科克兰古典芭蕾舞学院的舞蹈家夫妇吉尔西·科克兰（Gelsey Kirkland）和迈克尔·切尔诺（Michael Chernov）表示，芭蕾还不至于奄奄一息，但也确实发现公众对芭蕾的兴趣正在减退。他们认为评论家和艺术家在得出结论或提出解决办法时应该持谨慎态度。“一百年前的人们拼命想找到一个新形式去解决芭蕾的问题，”切尔诺说，“但艺术的本质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如果内容自身是深邃的，那么适当的形式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爱德华·维来拉（Edward Villella），曾经的纽约市芭蕾舞团演员，现在的迈阿密市芭蕾舞团艺术总监。他表示，美国芭蕾的主要挑战是金融和教育。在有些国家，国家剧院享有充裕的国家预算支持，芭蕾就不会消失。然而在美国，舞团必须自己筹集资金，而且“我们基本上一直都在竭尽全力培育观众群体，从而得以生存。”维来拉还补充道：“现在的公共电视有助于缩短舞蹈与观众的距离，但还十分有限，即便是我们有那么多的节目，例如‘舞林争霸’、‘与星共舞’，可这些都与解决我们古典芭蕾的棘手难题毫无关系。” 詹妮弗·霍曼斯（美国） 唐坤 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