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的吴晓邦老师 
年青的戴爱莲老师 
年青的梁伦老师 从朴素的历史证据来看，中国第三代现代舞编舞家有三位：吴晓邦老师、戴爱莲老师和梁伦老师。他们三位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站上舞台，以爱国热情投入创作，以舞蹈反映时代精神，并各自拥有独特的艺术观点。三位老师的背景出身尽管不同，在国家面临战争和解放后政治运动的大时代之下，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却又何其相似。我十分幸运在改革开放之后，有机会拜访过三位前辈，并接受过他们的耳提面命，虽然均是只言片语，却受益无穷。也因为心理上的如此亲近，对他们在发展中国现代舞道路上的艰困遭遇，感同身受之余，更对他们怀抱由衷的敬意。
为了能更宏观地从三位前辈的身上了解中国的现代舞发展之路，我把他们的生平和成就分三个阶段描述：1·抗战前的背景、2·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奋斗、3·新中国成立后的际遇。
1·抗战前的背景
吴晓邦老师生于1906年江苏太仓，青年时代正是中国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受新文化思潮影响，立志改变中国的保守落后局面。他于1929年到1936年间，曾三度前往日本跟随高田雅夫Masao Takada学习芭蕾舞，并跟随江口隆哉Takaya Eguchi和宫操子Misako Miya学习现代舞。当时的江口隆哉和宫操子于德国师承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回到日本后，把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现代舞首次带到亚洲，引起轰动，也改变了日本舞蹈界对舞蹈的认识。吴老师由衷认同德国表现主义的理想，希望舞蹈艺术能真实反映社会的现状，于1932年在上海建立晓邦舞蹈学校，又于1935年创办晓邦舞蹈研究所，提倡中国要创作新舞蹈，也就是今天的现代舞。抗战前的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艰困，吴老师于1935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个人作品发布会，演出《傀儡》、《送葬》、《浦江之夜》等新作品，题材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内容上讽刺和鞭挞当时社会上的堕落和不公，形式上则进行各种实验性的表现手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吴老师离开上海，投身于共产党号召的，以文艺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行列中。
戴爱莲老师祖籍广东新会，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岛Trinidad Island的华侨家庭，严格来说不算是中国的编舞家，可是她毅然返回祖国参与抗战工作，并终其一生在神州大地上努力建设舞蹈文化，比许多土生土长，却移民外国的中国艺术家更‘中国’得多。戴老师5岁开始学习舞蹈，14岁时前赴英国伦敦，学习芭蕾舞于安东·道林Anton Dolin和玛丽·兰伯特Mary Rambert门下，期间她喜爱上德国的表现主义舞蹈，跟随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学习现代舞，更在1939年加入德国舞蹈大师库德· 尤斯Kurt Joose在英国建立的舞团工作，并有机会接触学习鲁道夫·拉班Rudolf Laban创设的舞谱系统。戴老师虽然从小生活在外国，却对中国有着深湛感情，在伦敦为了生活，需要在一些小会所里演出谋取生活费，而创作一些以中国为题材的舞蹈，如《伞舞》、《警醒》、《前进》等，已经展现了她对中国的关心。抗日战争爆发，戴老师在英国以舞蹈演出募捐支援国内的抗日活动，1940年更取道香港面见宋庆龄女士，在安排下返回内地重庆，直接参与舞蹈救国的工作。
梁伦老师于1921年出生于广东高要一个普通家庭，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还只是个16岁的热血青年，醉心于戏剧艺术，先后在广州参加过洪流剧团和复兴剧社等表演团体，以话剧宣传抗日救国活动。梁伦老师在1941年考入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编导专业，选择舞蹈作为副修学科，有机会跟随吴晓邦老师上课，并因此对舞蹈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更主动跟居住于广州的英国舞蹈家学习芭蕾舞。1944年日本军队大举进攻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区，广州受到波及，梁伦老师跟随逃难人潮辗转流落于广西、贵州和云南，路上目睹难民的悲惨经历如人间炼狱，坚定了他以舞蹈创作为武器，奋起抗争，参与救国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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