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说江青是一部传奇，传奇中的传奇是她的名字，他建议她写一本书：《我叫江青》。 “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您……”江青对着南方周末记者，唱起了小时候的“红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的弧度：“你看，我从小都是受的这个教育。” 1954年，为响应“自我改造”，江独青名字里的“独”被去掉，成为江青。 演员蓝苹改名江青，比江独青早17年。但直到1964年，人们在《人民日报》上首次看到她的照片之后，江青成了一个近乎专有的名词。 1967年，两个江青同时出现在台湾的报纸上：一个跟随李翰祥从香港到了台湾，因为出演《几度夕阳红》，成了金马奖影后，出现在影视版；另一个在大陆，始终在政治版。 因为同名同姓，舞蹈家江青一直陷入各种麻烦之中，惟一一次“占了便宜”，是1987年江青现代舞团回大陆巡演，名字成了免费的宣传。 1991年，大陆的江青自杀；台湾的江青以为自己松了绑，和谭盾合作了歌剧《茶——心灵的明镜》，受邀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最终海报上没有江青的中文署名，媒体提到时，也只称“谭盾歌剧”。“完全是被侮辱”，江青只能用拒绝上台谢幕来抗议。 江青的回忆录《往事往时往思》1991年就出了繁体版，2013年4月，终于在内地出版。
只想当三好学生 江青还叫“江独青”的时候，是个无忧的孩子。她的外公是上海国润私立小学的创办人，母亲是校长。1954年“自我改造”运动，讲究人人大公无私，母亲把她的“独”字去掉，也就是去掉“自私自利”，还受了表扬。一年后，响应公私合营号召，外公的国润小学充了公。 一天，江青看着厨房灶膛里燃起大火，大人把外公的字画、藏书、文件扔进去烧，从清晨烧到深夜，直到书架、墙面、阁楼都空荡光秃。接下来，全家三十几口人轮流洗澡，从头到脚洗刷一遍。 “去独”、充公和“毁尸灭迹”都没有挽救外公，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十年。 母亲仍旧大公无私地劝慰全家：“每个时代的革命，都有一个阶级要被牺牲，我们恰恰是被牺牲的阶级，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去仇恨，去反革命，只要中国大多数的人能好起来。” 后来母亲带着江青去看了轰动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讲一个小偷的儿子也成了小偷的故事。向来理性的母亲在电影院里哭得不行，江青忽然有种恐怖的领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永世不得翻身。 母亲不再用“牺牲”理论开导家人，也不再劝身在香港的丈夫回内地，1957年，她带着江青的两个弟弟去香港定居。所谓定居，也就是赴港探亲时不在约定时间内返回，相当于“叛逃”。 江青的父亲解放前就在香港、内地两地做生意，解放后选择留在了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内地，也不谈论。1980年代，江青回到广东普宁父亲出生的村子，拍了录像给他看。父亲罕见地哭了，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怎么已经有电灯了？ 年幼的江青还是只想做三好学生。小学毕业，江青唱着“小鸽子”，一心想逃离上海，去北京。1956年她考上了北京舞蹈学校，如愿逃离了带着“污点和耻辱”的过去。 江青和她的同学无疑是时代的骄子。苏联来的舞蹈教育家，用了两年帮助筹备办校。学校1954年成立，一切按着苏联模式，培养“又红又专，为人民服务”的舞蹈演员。 学费全免，食宿、练舞衣鞋、营养费、观摩费，也都由国家包办。主副食品外，学生还可以分配到营养品，包括水果、牛油、果酱、白糖、鸡蛋。一周看两次观摩演出，从乌兰诺娃的《天鹅之死》，到盖叫天的《武松打虎》，从歌剧《茶花女》，到侯宝林的相声。 学生常要去中南海和首长跳舞。江青记得，每次会有人来通知：今天早点吃晚饭，晚上有特殊任务。来接的车，一路都神秘地拉上帘子，没有人知道去的路线。舞会完毕，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学生们都会吃上一顿不错的宵夜。 每周六下午是全校政治学习时间，讨论时事，无非是，人民公社的好处在哪里，如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开始谁也不想发言，拖到最后发现，已经无话可说，因为前面的人把套话都讲完了。江青学乖了，索性踊跃发言，赶快讲完了可以开小差，别人再讲什么也不必听了。 社会上的各种运动都要参加，比如“除四害，讲卫生”。江青抓到空，就去厕所拍苍蝇，在宿舍燃熏蚊药粉，或者敲锣打鼓去驱赶麻雀，让它们筋疲力尽而死。惟一没除过的是老鼠。 多年以后，江青回忆起中国永无休止的“运动”：“老百姓被当做了‘敌人’，如麻雀般在‘运动’中飞，飞得又饥、又渴、又累，永远在惊天动地的革命声浪中求生……” 1959年冬天，江青和同学们学习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整整一个月，跟贫下中农同吃同睡同劳动，接受改造。江青住的人家中有位老奶奶，成天满腹牢骚。凭着一点“政治觉悟”，江青清楚不该随便发问，但还是忍不住问她：“解放前是不是比现在还要苦？”老奶奶的回答让她惊吓：“什么解放前、解放后，有顿干的吃就不错了。” “反右”时，江青见识过另一种疯狂，学校老师贴大字报互相揭露，一层一层，越贴越多，她搞不明白，那些平时思想最敏锐、最爱国、最有激情的老师，忽然成了反动派。可是她不敢问，怀疑只能放在肚子里。 只有一个要求 每年暑假，江青都去香港探亲，有时会带回来一些新奇货。那时刚有塑料这种材料，同学们围观她的一只塑料杯子，颜色那么鲜艳，一阵羡慕。 江青当时对香港只有厌恶。街上满是广告牌和霓虹灯，到处都在谈钱、钱、钱。打开报纸，随处是谋财害命，强暴奸污，台风摧毁贫民屋，就算在家里看电影，也都是打打杀杀。但在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人人都是劳动模范，你自己是新中国的小主人，很自豪，虽然生活条件跟香港比不上，但这些都不重要，你有一种信心”。 父亲对她坚持回校十分痛心：他们清洗了他所有的产业不算，连他女儿的脑子都被清洗得执迷不悟。江青则在家信里批评他“不爱国”。 有一年，江青被学校选派去给来访的匈牙利总理卡达尔献花。她猜测，这是为了嘉奖她和家庭划清了界限，每次都按时归校，没有留港叛逃。 最后一次暑假，江青没能回去。父亲藏起她的证件和回程票，他的考虑是，等她毕业，失去了学生身份，往返香港就会难如登天，而一旦她留在内地，弟弟们要出国留学，就会受到影响。 江青躺在床上绝食抗议，最后偷偷写信给学校。学校派人送信，告诉她只用在某时去某地，就有人会带她走。江青最终没有去接头，逃到电影院里，痛哭流涕。 这年江青不过是16岁的少女。她结交了同样从内地来的新朋友郑佩佩，一起进了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南国演员训练班”。 初入影坛，江青靠的还是舞蹈。那时李翰祥已经是香港的金牌导演了，他要拍《七仙女》，香港没有专门的舞蹈教育，江青正好可以教演员。李翰祥没有架子，也没什么耐心，不等江青说完方案，就三言两语讲要求，让她马上开工。不久，江青从编舞变成了女主角。又不久，李翰祥邀请江青随他赴台湾拍片。 江青提出一个要求：去台湾可以，但不要给她贴上“反共艺人”的标签。“人不能过河拆桥，我是在大陆受的教育，也不是因为反共而离开大陆。”台湾戒严时期，“反共”标签会让艺人很吃香。“起码有一个说头，更容易宣传。”江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江青从影七年，拍了二十几部电影，不停剪彩、做电影宣传和“随片登台”演出，没有坐过公交车，几乎没有私生活。但她自己表示对影坛不以为然，金马奖的奖座，她回去给了儿子当玩具，没多久就在地上摔成两半，装奖金的信封，交给当时的丈夫刘家昌，第二天信封就空了。 江青念念不忘的是舞蹈。有一段时间，由戏曲大家俞大纲牵线，江青在“中国文化学院”教舞蹈，她每次从片场打的去阳明山上，再回片场。 江青每次讲完课拔腿就走，不多说其它，也绝口不提她的舞蹈是哪里学的。普通民众不知道她的背景，甚至以为她就是台湾人，媒体追问，她也只讲自己是从香港来，到此为止。 江青有一个奇怪的发现：1960年代的台北跟1950年代的北京，高层人物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都不会偕夫人参加“余兴晚会”，跳舞也都分不出三步和四步的差别。 不同的是，当时的彼岸，“文革”正如火如荼。江青的亲友纷纷遭殃。 江青的三姨被揪斗，罪名之一是，她的外甥女胆敢用毛主席的爱人的名字，还故意把名字中的“独”字去掉，为了侮辱江青同志；北京舞蹈学校的校长陈锦清，因为“培养出了叛国潜逃的江青”被打成“走资派”。学校无论大会小会，先把不在场的江青揪出来批斗，成了惯例。 时过境迁，江青才知道她的名字为别人带来过灾难。而以她的知名度，改名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麻烦因此不断。“文革”结束后，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江青，一次次提出回国探亲的要求，都石沉大海。1978年，她跟当时的瑞典男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结了婚，冠上夫姓，才得以过关回国。两年后，江青获准在中国巡回演出。十年怕井绳的陈锦清校长，把节目单上的名字还是改成了“江菁”。 四个妖魔鬼怪 1980年是江青舞蹈团第一次回国巡演，演出不光有自创作品，还有意介绍了不同流派的多种现代舞，观众反响最强烈的却是她1975年自编的《……之间》。 舞蹈开始，两个人坐着，转头看到彼此，伸出手要和对方拍手，但怎么也拍不到一起，拍着拍着，拍出了一堵墙。又有一段，一个人走得快，一个人走得慢，快要交会的时候，其中一人却走向另一个方向。还有一幕是两个舞者以不同的姿势拉扯一块料子，形成强大的张力。 “这个舞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纠葛，那时刚过了‘文革’，人和人之间都不讲真话，关系紧张，观众会特别有感知。”江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江青接触现代舞，是到美国之后。1970年，她结束仓促而失败的婚姻，去美国疗伤，重新开始练舞，也自我拯救。 她初看到现代舞，就极受震撼：“这样的题材，怎么可以这样子表现？它不是去说故事，而是表现生活里的一种情绪，让你有感应。舞者可以不穿鞋子，可以那么随意，不受技术的束缚，舞者也不一定要腿很长、线条很美，甚至可以说丑，可是另一方面又有非常丰富的语汇。” 江青一边概括，一边反省：宫廷式的华丽悦目的中国古典舞，或者是雄赳赳的几乎有“超人”舞蹈技巧的革命样板舞，怎能深入到人性幽深之处？中国民间舞蹈，原始朴拙得可亲可喜，但代表的地域观念太重，又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怎么能跟当代人产生共鸣？ 她彻底明白：“我要的是可以跟现代人有共鸣，表现这个时代的东西。” 江青的舞蹈大多从自己的生活里来。1977年她自编自演了《深》，描述离开台湾的心路历程成了她的代表作：四个花脸舞者从层层叠叠的黑色物体中钻出来，围绕在白衣女舞者的四周，白衣女挣扎、逃遁、搏斗，最后脱下自己的面具，四个妖魔鬼怪就随之消逝了。 观众却有另一种解读：四个花脸舞者代表“四人帮”，黑色物体象征重重黑暗，最后女主角拿下面具，表现人民重见光明，花脸舞者从台上滚下，表示“四人帮”垮台了。 江青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也没错：“观众有过那样的经验，就会做那样的解读。现代舞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两个江青的交会 1973年江青在纽约首次公演，学者夏志清在台下大声叫“好”，江青搅乱了心神，在台上几乎吓得僵住。下了台，夏志清还直得意：“我在台下给你喝彩，叫得好吧！”他不知道，中国观众热情看戏的那一套，并不适用于现代舞。 夏志清是江青在美国的朋友，常开玩笑让她哭笑不得。演出大获成功，《纽约时报》好评如潮，夏志清问她：“你怎么会那么有名？是不是跟乔治·巴兰钦（苏联舞蹈大师）睡觉了？” 从1973年创立“江青舞蹈团”开始，江青既编又演，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瑞典皇家戏剧院、维也纳人民歌剧院等一流剧场表演无数，顺便也充当了中国和美国现代舞的中间人。1986年，当年的同学杨美琦经她介绍，见到了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又在她的协助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林怀民初去美国学舞，也找过江青。 江青在纽约苏荷区里的工作室经常上演李欧梵口中的“波西米亚”式聚会，谭盾、刘索拉这些后辈们，也都是常客。 1982年，江青就认识了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谭盾。她为自己的舞剧《负·复·缚》找人制作音乐，找了很多大牌都不满意，直到有人推荐了“人有点怪，东西有点意思”的谭盾。 2001年开始，江青不再上台跳舞，专事编导和创作。这年她55岁，已是“高龄舞者”。最后离场，没有告别演出。江青说她并不怀念舞台，也不再有浓重的“思乡病”，不想“落叶归根”。她在书中写道：“我的名字的故事要结束了，我希望这个故事不再继续下去，更不可重复。” 事实上两个名字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江青和刘索拉1987年就认识了，合作过三次，最终搬上舞台的是歌剧《红色女皇狂想曲》。两人联合导演，江青编舞，刘索拉编剧编曲和主演，“讲的实际上是那个江青”。2006年在柏林和法兰克福演出之后，2009年改名为不那么敏感的《惊梦》，才在香港演出。 刘索拉在2013年和江青的讨论会上说，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我不敢说是江青的故事，但是我敢请江青来导这个剧，我是以政治上的那个江青当脚本，请了艺术家江青做导演。”这也是两个江青最直接的一次交会。 歌剧虚构一位女革命家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和医院小护士之间的故事。“女皇”利用男人的权力达到个人野心的狂想已经失败，而新的年轻女性，还在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机会，她最终失败，却比“女皇”更野心勃勃。 “戏里的江青为了达到她的目的，不择手段，她眼前的这个女孩子也是这样。两个人的野心不一样，但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戏外的江青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