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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高处眼亮》(5)

2011-9-2 10:58| 发布者: 青藤| 查看: 3324| 评论: 0
摘要: 从五岁那年看《红菱艳》中了邪开始跳起来?从十五岁在台中体育馆看荷西・李蒙把手伸得高高演出《奥赛罗》,发愤要当个舞者?还是二十三岁在葛兰姆学校流汗挨骂,才决心做出一番事业给那个日本老师看……

林怀民《高处眼亮》新书发布

3月底,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将开始《流浪者之歌》的大陆巡演,演出城市包括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杭州、武汉。这是云门舞集第九次来到大陆巡演,也是演出城市最多、场次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云门创始人兼艺术总监、编舞家林怀民此行也携新书《高处眼亮》在北京与读者和观众见面,分享他40年舞蹈生涯的经历和感悟。

《高处眼亮》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引进出版,是林怀民近40年舞蹈岁月的告白,文字洗练简洁,道尽他在不同时期的执迷、探索与启蒙。林怀民说自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地步上“云门”之路,却振奋了台湾,舞动了世界,成为享誉国际的编舞家。光环之下的他,也曾经历彷徨、痛苦、挣扎,但在“失足与起步”、“退出与复返”之间,不断跃进向前。林怀民说“这本书,如果幸运的话,希望能触动了某个容易执迷的年轻人,引发他异想天开的憧憬。”

本书收录林怀民12篇旧作与15篇新作,内容从艺术、生活到传承、文化,记录了他创办经营舞团以及游历各国、深入各种文化和艺术的所得所感。从书中可以读到他对艺术的执着、对文明的关切和对传统文化的忧心保护,同时也观照出台湾社会变迁的文化历程。他说:“社会上应该有些东西让年轻人知道何谓‘累积’,也告诉他们,现在头发白的那些人,也年轻过、也做梦,大家要勇敢做梦。”

林怀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是六七十年代台北文坛瞩目的作家。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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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高处眼亮》(5)


上期提示

 

  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从五岁那年看《红菱艳》中了邪开始跳起来?从十五岁在台中体育馆看荷西・李蒙把手伸得高高演出《奥赛罗》,发愤要当个舞者?还是二十三岁在葛兰姆学校流汗挨骂,才决心做出一番事业给那个日本老师看……

 

  云门五年,我被迫长大并成熟

 

  “跳舞不是你唯一的出路,既然要干,就得全力以赴,台湾不必多一个玩票的舞者,希望云门能让自己骄傲,让社会振奋。”然而,躺在床上架构空中楼阁,下笔千言畅述理想,甚至站在众人之前高声疾呼是容易的。真正“起而行”,才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把自己风雨无阻地天天带到练舞所就是一项挑战。要求舞者把腿拉直、拉高对自己和舞者都是毅力与耐心的考验。绞尽脑汁,找材料,构思新作,请作曲家写曲,找音乐家把曲子演奏出来。然后才能一小节、一小节地把舞编出来。编好了,练了再练,练到舞者开始恨自己的时候,一个作品才略略成形。然后是服装、道具、灯光、场地、票务……由于剧场尚未专业化,一切必须自己摸索解决。一场演出往往是一年,或者两三年的血汗。一季演出结束,痛定思痛,往往两种念头一齐袭上心头:“下次不干了!”以及“下次要演什么?”……

 

  即使不演出,工作一样持续着。每到月底,义务处理账务的王连枝就会来找我,下周发薪,还差一点儿。她伸出两根指头。“两千?”她摇摇头,“两万!”凌晨两点,吴兴国打电话把我叫醒:“林老师,我胃痛得不得了。”我披衣外出,接了他敲开医院的大门。七点半,我赶交通车到大学去上课。短短的时间里,我由背包包游欧洲的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变成舞团的负责人,被强迫着长大。

 

  云门五年,面对挑战之余,我已被训练得不知冷热,不知疼痛。肉体承担着一切压力,我闭起眼不去看它。戏,必须演下去。每当混乱结束,一切就绪,只待幕起之时,我已筋疲力竭。我憎恨上台。即使尽了全力,个人的演出总是不如理想。散场之后,我往往由后台跳窗而去,怕见舞台入口等待的观众朋友。回到家,就得收起感伤与悔恨,强迫自己睡觉:明天还有许多工作。承受无数人的关切与协助,云门是一列不许抛锚的火车。

 

  我曾想下车。一九七五年秋天,两度出国公演之后,我决定下车。累了,编不出新舞,找不到钱,我宣布云门解散,关起门来,一个人喝酒,那时才知道什么是精神崩溃……

 

  然而,舞者们一个个回来了。午夜,俞大纲先生来电话找我去谈话。“如果京剧一定要僵化,消逝,我绝不惋惜。可是,云门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能刚开始就放弃。刚开始不顺利、不成熟是必然的,你还年轻,只要坚持下去,吃再大的苦头,总会看得到它成熟,总会得到安慰。我年纪一大把,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还是愿意尽我的力量来鼓舞你们……你不许关门!”

 

  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在电视公司遇到蔡瑞月先生。录影八点开始,她七点就到,仔细化妆,耐心等待,等到十二点才上镜头,录完影已是凌晨一点半。望着那静坐的身影,我想起幼年在《学友杂志》读到有关于她的介绍。我第一次知道,《红菱艳》之外,中国人也跳舞。中学时代看她的表演会,我第一次知道,中国男孩子也可以跳舞。三十年前,舞蹈环境还比今天恶劣,三十年的舞蹈生涯,一路是何等的风景!蔡先生却沉住气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的舞者。三十年后,她依然充满敬业精神地把头抬得高高,静静等待上场。我忍不住上前倾诉自己的敬意与感动。我说:“如果没有蔡先生这样的舞蹈老师,今天不会有年青一代的舞者,不会有云门舞集。”蔡先生显然吃了一惊。她愕了一下,然后,很简单,很诚恳,也很肯定地答道:“还是会有的,只是会慢一点。”

 

  一夜不眠之后,我去拜访仅有一面之缘的叶公超先生。叶先生在五分钟内答应出面召集云门的基金会。云门终于有了一笔为数不大却足以解饥救急的周转金。史惟亮先生也雪中送炭地重写了《小鼓手》。前年春天,云门东山再起,与小大鹏在艺术馆携手演出。《小鼓手》为云门开拓了《吴凤》、《看海的日子》这片宽广的大地。

 

  去年春天,史惟亮先生病逝荣总。从医院出来,我一路号啕。哭史先生的壮志未酬,也哭自己的脆弱无能。

  五月初的清晨,我打电话给俞大纲先生,请教一些唐诗的问题。办公室接电话的小姐,慌乱地、语无伦次地答道:“你要找俞先生,到台大医院太平间,快去!”这一回,我哭不出来了,只告诉自己,要长大,要成熟,要肩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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