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神杨丽萍 一个舞蹈女演员一生的挣扎

　　多年后，张苛在北京见到她，第一感觉她像松鼠，极度敏感。

　　比杨丽萍晚一年进歌舞团的哈尼族人杨洪安对当年的杨丽萍印象很深。同时进团的7个女演员中，她很爱看书，喜欢穿短裙，腿显得又瘦又长，所以外号叫“秧鸡”，一种类似鹭鸶的鸟。

　　1979年，州歌舞团排练《召树屯与喃木诺拉》，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新编舞剧，因为州歌舞团出过舞蹈家刀美兰，孔雀舞是强项，杨丽萍作为七公主的B角参加巡回演出。小四还记得，A角演员生病了，临时由杨丽萍上场，当时是在国外演出，杨丽萍一跳后，A角演员回不来了，“观众的眼睛多毒啊”。又是一个老套故事，不过却是真实的。

　　杨丽萍并非蓄意盼望A角生病，她刚看过电影《黑天鹅》，觉得自己肯定不是竞争者。“如果别人要跳，那我就躲在一边，你跳好了。各跳各的嘛。”

　　杨洪安说，那是大家第一次发现了杨丽萍的舞蹈具备动人之力。他在办公室里不好比画，可是还是双手一扬，传统孔雀舞的动作，象征孔雀飞翔。可是杨丽萍在公主被迫离开皇宫的那一场里，双手一舞动，下面的人就看哭了。因为，她“用自己的心在跳舞”。

　　那一年出国演出回来，杨丽萍带给家里人4个苹果――西双版纳没有的水果。小四告诉我，她藏在枕头下面，结果被哥哥吃了。

　　殷晓健去过西双版纳多次，他是老照片收藏家，因为和杨丽萍合作，所以对杨丽萍的故事也有“收藏”兴趣。杨丽萍的出众，在演出后，被西双版纳重新认识了。“挂历上都是她，五官标准得挑不出毛病。”于是，追求她的人甚多，包括州领导的子弟，晚上几方面的追求者还能在歌舞团外打起来，有的人把刀放在她床上，表示谁要追求就和谁火并。在小四印象里，送花的特别多；杨丽萍演出的时候，买票送人的也特别多。不过她们都害怕，不觉得是件抒情的事情，因为当时姐姐已经和一位歌舞团的北京知青好上了，那人不久突然回了北京。这就使杨丽萍更加敏感地逃避外界的追求。

    殷晓健说，杨丽萍对男人是一种近乎害怕的逃避态度。排《云南映象》的时候，杨丽萍觉得殷晓健可靠，想让殷晓健当她的经纪人。那次，是她第一次开口找男人帮忙。

　　1981年，杨丽萍被中央民族歌舞团调往北京，当时西双版纳歌舞团不放人，老团长把档案锁起来。也有一种说法，是州里不少子弟说杨丽萍要是离开，就要生事。1981年的西双版纳仍然是一个边疆小城，杨洪安还记得，当时歌舞团与外面的隔离就是竹篱笆，年轻人一天到晚在外面唱情歌。

　　杨丽萍对小四说：“我站稳脚跟就接你去北京，你等我。”小四说她大哭，她那时候爱写诗，姐姐是她唯一忠实的读者。

　　没几年，住在民族歌舞团仓库的杨丽萍把高考没考上的妹妹接到北京，请人教她画画。小四眼中的姐姐，已经有了明显的自闭症特征：“她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内心很自信，可是境况和在州歌舞团一样，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当时民族歌舞团人才济济，周洁、刘敏都是科班出身，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身材条件比杨丽萍好的演员也很多，小四还记得团里的维吾尔族姑娘，艳丽非凡。

　　“好在姐姐极度自恋。”小四记得，杨丽萍并不觉得自己就跳不出来了，“白天练功她跟不上趟，晚上自己在练功房，点蜡烛，怕管理员教训她。”因为白天不参加练功，练功服和补助费都没有，杨丽萍还记得是每月7.5元，在那时不是小数。

　　张苛也觉得到杨丽萍的奇怪：“谁要是想让她模仿一段舞，她极差，完全学不会。你要是告诉她，这段舞要表达什么，不限制这限制那，两天后，奇迹能出现，她的表现会超越想象。”

　　张苛是舞蹈团的编舞，他回忆，有一次教演员们一个国外舞蹈动作时，杨丽萍找到他，想让他指导。张苛开始和她不太融合，他认为，民族舞有自己的范式，比如害羞是什么动作，惊恐是什么动作，而且要学很多芭蕾舞的练功法。杨丽萍干脆地说：“我们民族姑娘谈恋爱是不害羞的，开放得很，这个动作不对，是你们汉人改造的。”

　　张苛无话可说，不过他记得自己在云南见过的舞蹈。“有一次去采风，一个背柴的姑娘带我们爬到高山上，晚上跳起舞来，那姑娘的脚动得像火苗似的，我们起名叫蜻蜓舞。后来舞蹈学院教授去了，跟这姑娘学了3小时，一段也没学会。她的动作太自由了，学院的教授惯于总结规律，不能接受没规律的东西。后来专业团队招聘这姑娘，本来她心动了，结果寨子里人一唱歌，她又回去了。”所以他对杨丽萍的总结也就是――怪云南人。

　　虽然觉得她怪，张苛家还是成为杨的练功地点之一，另两处是杨丽萍的宿舍和练功房。前两处狭窄，仅能容身，张苛指着自己家的一面陈旧的穿衣镜说，就是在那跟前跳的。“人的创造力是被逼出来的，当时我们教舞都是西方办法，要求流动，跳来跳去，可是地方小流动不了，于是她发明了一种定点舞蹈，定在一个点上，让力量在身上流来流去，流出各种姿态。你看她后来的《月光》就是这么个创意。”

　　张苛回忆在黑暗中练功的杨丽萍：她坐那里一动不动，忽然起来比画两下，她的技巧，不是规范化的技巧，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她胳膊长，结果背着手旋转；手长，于是模仿鸟冠。这个动作成为之后孔雀舞的一个符号。小四还记得她第一次看姐姐的《雀之灵》，和一般的民族舞迥异，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看后很难过”。

　　因为团里没有选送她的节目，杨丽萍自己骑车去送录像带给当时的组委会，负责收带子的文艺干事告诉她已经过了截止期，而且基本上是单位选送，她哭了。干事同情她，告诉她可以在评委休息的时候放给他们看看，结果，《雀之灵》是那年全国舞蹈大赛的第一名。

舞蹈的生存

　　小四记得，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仓库住着时候的那些冷漠眼光。“得奖对她在团里的境遇改变不太大，外面给了些荣誉，团里占主流的还是学院派，她听到最多一句话是：一点技巧都没有，腿都拉不直。”

　　不过《雀之灵》给了杨丽萍自信。她觉得可以把自己心里的那些挣扎都通过舞蹈表现出来。杨丽萍的父母亲都是云南洱源人，白族，对歌对上了。父亲家里富裕，当时反对她父母生活在一起，两人后来去临沧参加革命，是一对浪漫的夫妻。不过结局不好，“文革”开始后，本来在农场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揭发是地主后代后失踪。杨丽萍对于自己奶奶印象更深，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腰弯成弓状，还去跳。“她告诉我，跳舞是件快乐的事情，能和神说话，特别好。”

　　到了她这里，杨丽萍发展到她就是舞台上的神。小四记得，姐姐特别不爱说话，表达方式很奇怪，有时候别人说一，她说四五六，话接不上，舞蹈对于她，是自我表达的一种。“她觉得自己是神，不过，神也没什么了不起，神不过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寨子里有很多这种灵魂附体的人。”

　　《月光》和《两棵树》是杨丽萍接下来的作品。“她不和外面交流，很自傲；可对外面说法还是在意。她告诉我：‘拉直腿的练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吃苦练出来的。我的练功不伤筋骨，到60岁我还能跳。’”

　　怎么跳？那时候有很多人慕名来看她练功，杨丽萍就“装腔作势”比画两下，更多时候静坐，大家于是说杨丽萍发明了舞蹈气功。《月光》和《两棵树》就是她西双版纳的生活演绎，小四是那时候发现姐姐的模仿才能的，一般人觉得《月光》是孔雀舞，小四不觉得。“是丛林里那些乱长的热带植物，原始植物的生长和攀援，孔雀舞只是其中一点，藤蔓疯长，她手臂长，能模仿。《两棵树》其实是少数民族的性舞蹈，纠缠，互相往上面攀。”小四学美术，给姐姐设计了服装，她说： “看惯了人体，我设计出来的服装希望像长在她身上一样，突出胸和臀，有种少女初长成的效果。”

    那时代舞蹈没有配乐，都是自己乱找。《月光》用的是美国电影《雨人》的配乐，也就是这个激发了杨丽萍不断回云南的愿望，她要找云南的素材，舞蹈的、音乐的。2000年下定决心放弃北京的生活回云南，是因为一个新的机会在等待她。音乐家田丰搞的“民间传习所”破产，他搜罗来的民间艺术家面临马上回家种田的局面，而云南旅游歌舞团希望把自己的演员和这批民间演员结合起来搞一出“旅游节目”，请杨丽萍来做艺术总监，这就是《云南映象》的起源。

　　田丰是上世纪50年代就成名的作曲家，擅长把民间素材积攒到自己的作品中。可是殷晓健对田丰的做法并不欣赏：“他的作品用了众多的民间素材，却从来没有给少数民族原创作者一点地位，说难听点，就是‘文贼’。”当时“传习所”因为几次经济纠纷已经奄奄一息，几十个民间艺人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一间屋子睡几十个人，殷晓健是资助者之一。他找到杨丽萍，说这些人得来不易，能不能请杨丽萍利用机会，把这些民间艺人的东西弄上舞台。“那里面海菜腔一唱，人就头皮发麻。我跟杨丽萍说，到时候编舞成功，她不能把东西占为己有，还是要突出少数民族的原创。杨丽萍沉默一会儿，答应了。”

　　这就是“原生态”最初的由来――“她是个重承诺的人。”

　　因“非典”停演后，殷晓健他们找到机会重新开演，希望找省政府支持。先是请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结果恰恰是“原生态”坏事。“有4个节目要下，当初设计的《云南映象》是生老病死4个主题，开天辟地地敲鼓，象征男女欢合，是‘生’；‘家园’一幕的狂风暴雨，是杨丽萍对西双版纳童年印象，也代表‘病’； ‘天葬’、‘火葬’代表死亡，结果这一场受批判最多，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下，这么一下，整个《云南映象》就支离破碎了。”

　　殷晓健说，当时他们快急死了，托关系找来省委宣传部长，也是个女同志，希望杨丽萍能求情。“那天更是气人，部长来了，杨丽萍坐在桌子对面，也不起身，也不说话。部长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没困难。’‘没困难你叫我来干什么？’‘我没叫你来啊。’部长被气走了。”

　　殷晓健对杨丽萍的这种态度无可奈何。“前不久云南政协改选，领导来找她，希望她能加入，有个岗位等着她。她迟到了好久，来了就问：‘这个职位要开会吧？开会我不能干。’领导当场就变了脸色。”

　　杨丽萍不是不懂人情世故。小四说：歌舞团出来的，什么不明白？可她同时也太清楚自己该要什么了，她只要舞蹈，只要上台，剩下的总能解决。殷晓健说： “一等一的聪明人，太明白周围人想利用她做什么了。排《云南映象》的时候，她身边总是簇拥着男人，她很明白他们对她的好感，该让他们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可想近身，没门，对男人的态度别提多警惕了。”

　　殷晓健后来托关系找到了云南新到的省委副书记丹增，报纸上写了一篇《云南映像》的报道，送到了丹增家里，夫人卓玛边看边哭，觉得杨丽萍太苦了。丹增主动买票看了演出。“他看了‘天葬’那一场，黑暗的场景里，一个红色的姑娘升天了，他懂，觉得一点都不用改，直接上。”看到舞台上藏族演员都穿布鞋，说这是怎么回事？杨丽萍这次说对话了：“舞团穷，一双靴子都买不起。”结果政府给钱买靴子。

　　不过并不是一点都没有改。在“火葬”这幕，本来是一个裸体的木雕女人和杨丽萍一起从天而降，负责雕刻的是拉祜族的雕刻家李燕军，他是杨丽萍认的干弟弟，现在云南民族村继续雕刻面具和人像，本来设计的木雕女像就是杨丽萍的替身，今天还在角落里蒙受灰尘。雕像是裸体，生殖部位凸出，她先是从天而降，然后被扔到火中，是彝族的一种母系遗风。“总不能让杨丽萍裸体吧？”所以找了这么个替代，结果，这个构思还是被否定了，模仿动物交尾的“烟盒舞”也改了不少。

　　那是杨丽萍最艰难的时代，即使丹增在省内发话，号召大家都去买票看《云南映象》，也并没有改变普遍观念。真正改变的，是《云南映象》去上海参加当年“荷花杯”，一去就是一等奖，结果“书记看中”的说法才慢慢平息。《云南映象》还带来一个改变，就是杨丽萍能驾驭舞蹈大场面的名声确立了，不再是一个个体的舞者。整个团队也被文化界所承认，成为国内目前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

　　不过舞蹈的审查照样存在。新编的《云南的响声》里，有老虎调情的戏，母老虎说：“管好你自己的雀。”雀是生殖器的当地口语，结果被说成是宣扬“低级下流”的格调，不得不删除。

最大的对手

　　杨丽萍的新舞蹈，一个是孕妇生产，一个是戴着牛铃铛的公牛，颠覆早年的形象。除了舞者自我求变外，还隐藏着她的深厚的心思：年轻时，她就和小四她们商量要不要生孩子，那时候她还是真想做母亲，后来还是登台跳舞的想法占了上风。“生孩子肯定会脂肪堆积，她说，没人要看一只胖孔雀吧。”

　　小四说，《云南映象》给了她强大的自信，从自闭里走出来。外面的评论她也不听了，自己的舞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和外面那些追求技巧和观念的东西有本质不同。

　　她对自己的身材有近乎苛刻的控制。见到她的时候，她头戴一顶瓜皮帽，因为头发很长，打理麻烦，所以戴帽子解决。身穿红色的长袍，下面的脚踝异常消瘦，不过还是有力的。手上指甲透明，有两三厘米长，为了好看，她戴的手套都是露着指头的，那双手，绝对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非常奇怪，尽管已经53岁了，她的神气，却带了许多少女特征，扭头的动作，感觉像鹿，也像张苛说的松鼠。

自然而然，她给人一种不沾尘世的感觉，难怪对杨丽萍有这么多传说。

　　摄影家肖全拍摄杨丽萍十几年，第一次是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她的长围巾随风飞起，肖全形容当时的感觉是一股气，从头到脚贯通下来。

　　外界传说她基本不吃东西。她说吃，怎么不吃？随即就开始吃桌子上的柚子和桑椹，甚至是粗枝大叶不太讲究地吃。她的朋友王涵告诉我，杨丽萍其实很爱吃，每次在她们家楼下的傣族小餐馆，杨丽萍都会冲进厨房告诉厨师，你这个笋子应该怎么炒，放什么作料。

　　不过从上台前一个月起，她基本就不怎么正经吃饭了，有时候舞蹈演员在那里吃盒饭，她会过去吃一口里面的菜，像小鸟啄食，这是她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非一般人所有，别人在那里吃饭，她坐在旁边小口啜饮酒，不过喝得不少，按照她喝的那个劲头，简直可以去替这酒做代言。

　　跟着杨丽萍在台上跳舞的孩子，是小四的女儿彩旗。小四嫁给了洱海边的白族村民，那是2004年，她结婚的时候告诉姐姐，不想再在她身边受气――整个《云南映象》编排下来，他们几兄妹都是杨丽萍的出气筒。“她有气不能朝别人发作，只能冲我们吼，虽然明白情况，还是生气，就对吵，精疲力竭。”

　　因为一直跟着杨丽萍，杨丽萍有“长姐如母”的架势，出嫁的时候，小四向姐姐撒骄，说她现在想有独立的生活了，不想再跟着杨丽萍了。杨丽萍给了她100万元，用于建造小四在洱海边的小酒店，并且说：“好，从此后你要自立。”可是小四是个任性的人，孩子彩旗生下来后，仍然不养，扔给杨丽萍养。

　　杨丽萍很喜欢彩旗，小四说，姐姐其实比很多人会做母亲，高原女人的特征在她身上特别明显，撑大梁，养活家，哥哥当时读书，姐姐从每月30元的工资里拿出一半供他。高原的男人倒是往往在家坐着打麻将。

　　杨丽萍比较爱才，彩旗3岁的时候，特别能转圈，热爱跳舞，当时一群画家朋友们说，呀，你家又出了一个人才。于是彩旗3岁就和杨丽萍上台了，发烧了也不吭声，在台上旋转十几个圈没问题，大家发现彩旗有韧性。“我和彩旗都像她女儿，没生育不妨碍她做母亲。彩旗生病，她总是能比我先注意到，照顾也是她的事情，所以，彩旗干脆就放在她身边了。”小四说。

　　杨丽萍跳的是催生舞，孕妇难产，全寨子里的人带着鼓来敲击，给她鼓劲，助生；整个节目尾声，难产死去的母亲的魂魄又飞回来，看望彩旗演的小女儿，有人称赞她把孕妇生孩子都跳得美，杨丽萍说美不美和她没关系。她向我发明新词：我就是一个“表现主义者”，民间怎么生，我就用舞蹈动作把她表现出来。

　　杨丽萍向我强调“催生鼓”的神奇，都是中缅边境的寨子里找来的，当地巫师用鸡蛋扔在树上，鸡蛋不破的木材被选中做鼓，现在云南乡间找这么一面鼓也很难了。鼓买来不贵，贵的是运到昆明的费用，不管再怎么难也运来了。和《云南映象》不同，《云南的响声》尚未上演，就被演出公司订购了，经费充足，演出商看中杨丽萍和她的舞团的卖座能力。杨丽萍又对我发明了一个新词，她说她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超级现实的意思，办不到的事情她不做。“当年做《云南映象》，我也觉得肯定能成。”

　　这种催生鼓的鼓点里，她跳的孕妇舞带上了神秘色彩。杨丽萍特反对别人说她装神弄鬼，她觉得她不过是跳舞跳得好，能够模仿大自然。“动物植物我都能模仿，云南就是这样的嘛，我从来不装。”

　　这个模仿如何完成？拿“牛铃舞”来说，这个场景，是杨丽萍不久前去红河州的公路边上看到的。清晨，山间大雾里几百头牛缓慢前行，因为害怕走失，每个牛的牛角上都挂着铃铛。随着她去拍纪录片的两个摄像一直在等她起床，她大发脾气：“这么好看的东西你不拍，你们拍我干什么！”

　　虾嘎他们都参与了“牛铃舞”的创作。“杨老师把全舞蹈团的男演员都喊出来，让他们各自跳舞，模仿大雾里走出来的牛的动作。完全没有套路，反正大家在老家都看见过类似场景，那就根据个人的体会去表现。”

　　张苛解释，人的舞蹈动作，不少是和当地地理环境有关的，比如上山怎么迈步，不同的山，就有不同动作，云南很多舞蹈动作来自生活环境。这也是这些演员们能表现的原因。虾嘎记得，她也不做评价，就在那里默默看着，看到一定时候，自己上去

跳了一段，大家一看，傻了，完全是领头的大公牛在雾中走过来的样子。边跳边改，甚至每天上台前都还修改，这在别的舞团，是不可想象的。虾嘎开玩笑说：“就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没进过国营团。”

　　虾嘎有意和杨丽萍竞技，两人上台前开玩笑，看谁的掌声多，虾嘎真不觉得自己掌声会少，这个27岁的哈尼族人在团里已经10年，脑子动得多，动作都是自己编出来的，天生就是独舞演员的料。“结果不算她名字亮在灯箱上的那一次掌声，她9次，我7次，我还是输掉了。”

　　杨丽萍最大的对手，还是她自己。她并不在乎别人，只是偷偷问张苛：“你看我50多岁了，显不显？显老我就不上台了。”

　　虾嘎还是不服，骨子里有种好勇斗狠之气。“反正她也跳不到什么时候了，明年跳完孔雀，你看嘛，54岁啦，肯定跳不动了。”

白族的孔雀

　　李燕军还记得17岁第一次在西双版纳看见杨丽萍跳孔雀公主的场景，当地有种习俗，只有傣族女孩才能跳最重要的孔雀七公主，谁都知道杨丽萍是白族人，可是现在又恰恰由她跳娜木诺拉，惊讶、好奇和不服几种因素，吸引着一批批的当地观众。

　　“她一出场，下面就不吭声了。美得惊人，动作无可挑剔。”孔雀公主确实是杨丽萍的成名作，只是她多年不跳这种传统范畴的孔雀舞了，也不愿意跳。

　　杨洪安向我解释，西双版纳的孔雀舞有两种，最传统孔雀舞是戴着架子面具的舞蹈，用于重要仪式；另外一种，是以刀美兰为代表的歌舞团改造过的民间舞蹈，带有情节和段落感，孔雀更柔美，杨丽萍的“孔雀公主”也属于此类型。刀美兰不喜欢杨丽萍，在西双版纳是公开的秘密。杨丽萍是白族，更加上她跳的《雀之灵》的动作完全和刀美兰创立的孔雀舞不同，基本上没有关联。

　　许多西双版纳的人，对杨丽萍态度也很暧昧。“她上电视，只讲自己是白族，也不讲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的。”

　　可是杨丽萍的告别之作还是选择了《孔雀》。这会是什么样的舞蹈？

　　只有走在傣族的村寨里，才知道孔雀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意味着什么。杨洪安和杨丽萍共同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的西双版纳。当年歌舞团一年要有三四个月在乡下，主要是因为当地没有广播，交通又不便利，团员们职责之一就是下乡传播“革命文化”，可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什么传播能力，下去就是和寨子里的傣族人一起跳舞。当时各寨之间没有公路，只能靠步行，所以见到的全是最原始的荒野景色。最好的寨子，会派遣牛车，在离寨口十余里的地方接送他们。

　　走在寨子间的小路上，猴子、鹿、野象都出没不穷，野象热腾腾的粪便就在脚边。不过最美的是孔雀，西双版纳的孔雀是绿孔雀，比我们现在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可是更美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是从尾巴上一点点嘎嘎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交配时候的情景，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地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让耳朵不得休息。

　　民间的孔雀舞无处不在，寨子里的人很少跳专门的孔雀舞，却会在章哈(傣族民间歌手)唱完贝叶经《召树屯与喃木诺拉》之后，开始各种舞蹈。杨洪安说，这些舞蹈都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舞蹈人肢体放肆，一会有孔雀的动作，一会又是老虎的动作，这些动物都是傣族民间的神灵化身。表现孔雀，是用手臂一点一点地延伸，舞动起来特别用力。“文革”并没有中断傣族民间的种种娱乐形式，在他们看来，歌舞团的舞蹈就是好看，他们自己的舞蹈更有力量。

　　杨洪安说，他那时候开始明白，傣族的孔雀舞中，孔雀不仅是美丽的象征，也不能仅仅表现其柔软，更得表现智慧和力量。尤其是孔雀落足的时候，舞蹈者的脚部一定要有力，嚓嚓，像是踩在火盆上的感觉。他边说边学，顿时，一个50多岁的老者变了模样。杨丽萍的孔雀舞直接抛弃了歌舞团套路，反倒和最原始的孔雀舞相通。无论是“《雀之灵》还是《月光》，里面展现的，与其说美丽，不如说是森林里的公孔雀”。

　　在橄榄坝一个小寨子的章哈波双家里，喝着他家自己酿造的药酒，听他给我唱孔雀公主被迫离开人间的段落，用十分细小的竹笛伴奏，60多岁的波双从十几岁开始学唱这段，歌声婉转，又有种奇怪上飘的感觉。奇异的是，他记得歌舞团里的杨丽萍，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女孩子，跳起舞来特别有劲，腰特别长，每次跳完，像从水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