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十年动乱的“文革”刚刚结束，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53位文艺界政协委员下榻北京友谊宾馆北配楼。我与舞蹈大师戴爱莲在这里重逢。众所周知，“四人帮”时期文艺界是重灾区，所以我们一见面，互报平安后便紧紧拥抱，我们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稍稍平复一会儿我就开始向她打听原东方音乐舞蹈班(东方歌舞团的前身)的情况。因为我知道，这也是戴先生最牵挂的事情。
1957年，她在北京舞蹈学校落实周总理的相关指示，亲手扶持了以张均、于海燕为代表的首批中国东方音乐舞蹈人才。
戴爱莲先生是归国华侨，中文说不好，表达起来往往要思考一会儿，才能用汉语描述出一个大概来，我对汉语声母的四声发音也不准，用汉语描述一段事情，也比较吃力，结果我们之间交谈，就往往会出现误解和笑话。
在那次会议期间，戴先生给我讲了一段在“文革”中，东方舞蹈班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劳动的一段故事。她说，“莫德格玛，你知道吗，把‘东方班’下放到门头沟农村的山沟里去改造，十几岁的娃娃改什么造，她们是一张白纸，应该在学校学习，在山沟里也没法练习舞蹈呀！为此，我心里不痛快，为这事就是放心不下。我就追到门头沟去探望‘东方班’。我去了以后，发现整个大山里没有洗澡的地方，住宿和卫生环境都非常差，那是一群女孩子，我看到她们身上长了‘虫子’，头发里也长了‘虫子’，她们的黑头发上还有沙粒子一样的白色‘蛋’，那个‘蛋’就是‘虫子’的‘蛋’。你可知道，我看见这些‘虫子’和‘蛋’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呀！”她说得比较慢，我知道她是在努力地想表达得更准确些。
戴先生说，“我把‘东方班’下放在门头沟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了，也向北京舞蹈学校的主要领导说明了，如果不让‘东方班’回到舞蹈学校，我就跟她们一起呆在山沟里，我不回去了。我也是北京舞蹈学校的副校长呀，你们爱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就这样硬顶着，就把‘东方班’从门头沟的山沟里找回来了。”
接着，她又略有得色地说，“莫德格玛，你明白，没有当初的‘东方音乐舞蹈班’，就不会有今天的东方歌舞团呀！”
我听了这段“原东方音乐舞蹈班”的故事很感动，戴先生把“东方班”从门头沟找回来了，也就是把新兴的中国东方音乐舞蹈事业挽救出来了。可我怎么没有准确地弄明白戴先生讲的“虫子”和“蛋”，我回到房间努力地想了一会儿，还是没想清楚，就给王昆同志打电话问:“戴先生说，‘东方班’在门头沟‘劳动改造’的时候，她们身上和头发里长了‘虫子’和沙粒子一样白色的‘蛋’，这是不是一种传染病呀？王昆听后，哈哈大笑，“啊呀，那是虱子和虮子”，我听了恍然大悟，也笑得眼泪直流。
后来，这个故事传到白杨、张瑞芳、徐肖冰、司徒慧敏、叶浅予和陈荒煤等同志那里了，他们每次见到我都用诙谐口吻说，“小玛呀，戴先生给你讲的故事也让我们分享分享嘛……”把这句话说完了还要再加上一句“要不要给你们俩找个翻译呀”……
那个时候，我们一开会就聚在一起，我是他们中最年轻的(36岁)，戴爱莲先生和司徒慧敏给我讲过许多故事，戴先生讲得最多的是“东方音乐舞蹈班”的故事，我于1962年4月调到东方歌舞团以来，就没听过这样生动有趣的故事。
我回到团里一见到“原东方音乐舞蹈班”的张均、于海燕、赵世忠、郑振槐、唐景璐、崔淑敏等同志，他们就开起“虫子”和“蛋”的玩笑来了。
一提起张均和戴爱莲与“东方音乐舞蹈班”，就想起戴先生幽默的语言和笑眯眯的表情。那个时候，每次回宾馆的路上，我就听戴爱莲和司徒慧敏、徐肖冰等大家们给我讲故事，从餐厅到宿舍的路上都有故事听。可以说，我在笑声中接受了戴先生和文化大家们的文化情怀和文艺观。那时的场景至今难以忘怀。
戴先生在晚年时，不止一次把我叫到她家里对我讲:“中国必须有芭蕾舞、交响乐，同时也应该有中国东方音乐舞蹈。东方舞和芭蕾舞不分高低，各有各的艺术价值，蒙古舞和其他少数民族舞蹈也是东方舞蹈系列嘛……”
还有一次，我去探望戴先生，她从衣柜里拿出一套苗族舞的服饰说，“莫德格玛，你看，我现在一直坚持穿上少数民族的服饰跳少数民族的舞蹈，你懂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精神财富，文化这个东西容纳得越多越好”。她还意味深长地嘱托道:“我老啦，你们可要坚持下去，保住这块东方音乐舞蹈事业的重要园地。”
在那个年代，她为东方音乐舞蹈事业扶持了一大批人才，就是因为有了她，才有了后来东方歌舞团在艺术上的繁荣和兴盛，戴爱莲先生会一直活在我们心里。(作者莫德格玛 系第五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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