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华筠，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女，生于1936年，祖籍湖南耒阳。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舞蹈表演艺术家、学者。1950开始专业舞蹈生涯。1952―1987历任中央歌舞团领舞、独舞、领衔演员，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表演过古今中外各种风格的舞蹈，曾在国际、全国舞蹈比赛中获金奖、铜奖。为第一批尖子演员、国家一级演员。 我爹赵丹生前曾要我记住电影《海魂》中的一句话：“海洋上的事业，是有灵魂的人干的。”这句话在我脑子里生了根，勉励我一生。是啊！有灵魂的人才能干好事业，在我眼中，资华筠就是有灵魂的人。 1951年9月，当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时，作为“尖子演员”的小资正在国外演出。一天，我在练功房外透过玻璃窗，看到一位身材修长的姑娘在弹钢琴，同屋张宜秋向我介绍：她叫资华筠，大家叫她小资，弹一手好琴，身材适合跳芭蕾但偏要跳民间舞。不久，组织宣布，未满18岁的尖子演员每天可配给两只鸡蛋，我和小资16岁，荣幸地被定为“蛋级干部”，这样就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1953年，我们俩参加贺老总率领的第三届中央赴朝慰问团，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演出。我担任了“白荷花”及《花鼓灯》中的“抢手绢”等领舞，她是《红绸舞》、《军民联欢舞》的领舞，停战后环境依然很艰苦，我们朝夕相处，一起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1954年，由于业务表现突出，中央歌舞团保送我和华筠等人去北京舞蹈学校上学，但她正在排双人舞《飞天》，准备参加青年联欢节国际舞蹈比赛，因此放弃了进修。我们就此分开近三年。1957年初，我调往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搞舞剧，为了演出《宝莲灯》中的三圣母，我不仅向京剧界前辈学长绸舞，还向徐杰、小资学绸舞。他们两位因为在《飞天》里的表演红极一时。两位大姐热情地教我，全是真功夫。其中，小资非常认真地教我手腕、手臂如何用力，窍门在哪儿，连同《飞天》中全部的“绸花”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会我。数十年来，我在海内外表演舞剧《宝莲灯》、独舞《长绸舞》及《红绸舞》，所获得的成功离不开这两位启蒙老师的无私传授。 我和小资真正的深交是在“文革”。当时我父亲被关进监狱，小资父母同样遭受严重冲击。我俩同是“黑尖子”、“狗崽子”、“修苗子”。可小资竟然勇敢地带着朋友多次到我家看望我和我丈夫刘德康，让我们深感人间自有真情。在她的感动下，我和德康也带着“文革”中出生的两个儿子去看望小资、王寿，悄悄谈论困惑，商量如何写申诉材料……这种患难之交地久天长。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我们重登舞台，艺术获得新生。我演出保留舞剧和新编舞剧；小资依然是中央歌舞团的主要演员。不过，1983年她和王坤、姚珠珠合作举办独舞、双人舞专场晚会后，就逐渐告别舞台，接过舞蹈宗师吴晓邦的班，挑起“舞研所”所长的重担。我们虽不在一个“行当”，但多年来我们一直互通情况，相互关心支持。 小资真不负众望。她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做学问，钻研理论，进修英语……当我听到小资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发言时，很是感慨。她已人到中年，除天分外，没有毅力和苦读精神怎能做到？不仅如此，她的著作一本一本地出版，既有实践又有见解的舞蹈评论一篇一篇地发表，后来竟当上博士生导师。真让我又惊叹又为她骄傲！ 对同事、对朋友、对老百姓的事，小资可谓是“两肋插刀”。作为所长，她关心同志。她曾为舞蹈家傅兆先的职称、待遇，四处奔波不遗余力，在他去世后为其筹措经费出版纪念文集，兆先的家人很为小资的真诚而感动！我和她是第五届至第十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三十年来，我看到她积极参政议政，敢直言，是一个关心民生、体恤民意的好委员。《人民政协报》曾在头版以“大侠资华筠”的标题报道她的事迹，她的提案多次被评为“优秀提案”。 如今我和小资都年逾古稀，友谊依旧。她得重病之后，不仅勇敢地、科学地对待疾病，战胜病魔，而且更加竭诚地把自己的爱献给祖国和人民、事业和亲人。近年来，小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们投入到“非遗”保护工作中：论坛、遗产日活动、名录和传承人评选、国际交流……忙个不停。我总嘱咐她重病在身，不能超负荷，她总是乐观地说：“放心！我会注意的。”我知道，放下电话，她不定又“飞”到哪里去了。 去年12月，小资发表了《话说中国舞蹈》一文，反响热烈。这篇有大家风范的论文为舞蹈界争了光，成为中国舞蹈史上一篇集舞蹈史、论、编、导、演、教为一体的权威性文章。我们都为她骄傲！在撰写文章的同时，她还在为各方好友的事情奔波，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入院。我为这位老友心疼得直掉眼泪。 小资多次对我说：“我现在是为亲人、朋友和学生活着。”她真的是身体力行。对每个学生都费尽心血，直到他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即使走上领导岗位的学生，她仍然挂念着，继续严格要求，如果这些学生需要，她随时给予帮助，用她的话说，“再累也值了！”听说她的一位博士在答辩后致谢，声泪俱下。“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位学生是被导师的精神感动了！ 华筠的故事可以讲许多。为人类造福并能献出生命和全部爱的人就是有灵魂的人。在我眼中，华筠就是有灵魂的人。 |
